“和平演变”这个词出现于二战后50年代的冷战时期，是美国时任国务卿杜勒斯作为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战略方针提出来的。他在1953年提出，要“摧垮社会主义”，“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后来，他把这种方法称为“和平的演变”。1957年，他进一步说：“如果它（指社会主义国家）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话，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他所谓的“自由”，当然是指脱离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这就是说，他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放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先觉察到“和平演变”的危险性，并把反和平演变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战略任务的第一人，是毛泽东。他在1959年11月与华东各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时，第一次明确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他拿出了杜勒斯有关讲话的几个文件，一一读给大家听。在读到杜勒斯说的“和平的转变”时，他说：“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之后，毛泽东反复向全党提这个问题，要求全党警觉起来。在看到苏联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后，毛泽东在1963年主持讨论与苏共大论战的“九评”修改稿时指出，苏共已经在发生和平演变，给中国共产党敲响了警钟：帝国主义对我们第一代、第二代大概没有指望了，但他们寄希望于第三代、第四代和平演变，杜勒斯辈就是这么公开说的。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
就在这同一时期，苏联却在高调宣扬“社会主义不仅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而且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1959 年苏共的第21次代表大会宣称：“现在不仅在苏联，而且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都已消灭了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上和经济上的可能性”。在中共党内，尽管报刊文章与党内文件多次以醒目标题强调反和平演变斗争的重要性，但是高层多数人的内心并不见得真的认识到这个问题的现实紧迫性。所以在伟人逝世之后，理论界有一种论调就认为伟人把问题估计得过于严重了，甚至把当年与苏共的论战看作小题大做。
谁曾想到，貌似强大到世界超级大国的苏联，在它存在69年后突然像一幢大厦倒塌一样，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分崩离析。这个让许多人惊诧到目瞪口呆的事实像巨雷一样震撼了人们的思想——人们发现，苏联的垮台，不是败在外部武力的入侵，而确确实实是根源于自身内部的变化。有人惊叹道：苏共20万党员时取得二月革命的胜利，30多万党员时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500多万党员时打败了希特勒，而在近2000万党员时却失去了政权。直到这个时候，人们才真正意识到，伟人当初的告诫是多么有远见！
在苏共垮台的事实面前，“和平演变”成为了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必须正视的一大课题。作为一个活的“标本”，人们自然要回过头去重新审视苏联的历史——看一看苏共的和平演变是怎样在一代又一代领导人的交接中发展的。
苏共的第一代领导人，即苏共与苏联的缔造者列宁，1917年领导苏联人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1922年建立苏联；1924年1月病逝。
苏共的第二代领导人，斯大林。作为列宁的继承人，从1924年就任直到1953年去世。
苏共的第三代领导人，赫鲁晓夫。斯大林逝世后，马林科夫曾短暂执政半年即下台，赫鲁晓夫上台，从1953年执政到1964年，被他提拔的人赶下了台。
苏共的第四代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从1964年执政至1982年逝世。
苏共的第五代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勃列日涅夫过世后，先后有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继任，但两人都因年老体弱，短暂执政后即去世，戈尔巴乔夫接任，从1985年执政至1991年。随着苏联解体，苏共解散，他成了苏共末代领导人。
列宁，由于遭到反革命分子的刺杀严重损害了健康，在创建了苏联之后不久就去世了。他在世时，与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的修正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捍卫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首次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少数甚至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思想，把马克思主义与新的国际形势下俄罗斯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成为指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一个无产阶级执政党的理论基础。
由于列宁的过早逝世，捍卫列宁主义，坚持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粉碎内外敌人的破坏，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重任就落在他的继承人斯大林肩上。斯大林主持制定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经济发展方案，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改造成雄踞欧洲第一的工业强国。这与当时（30年代初期）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大规模经济危机形成鲜明对比，使得社会主义在全世界深入人心。1936 年，斯大林领导制定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以立法形式固定下来。二战期间，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卫国战争打败了曾横扫欧洲，不可一世的德国法西斯，建立了社会主义阵营，使得苏联成为可以与最强大的美国相抗衡的社会主义强国。
然而，在斯大林执政期间，已经产生了一些具有致命危害性的缺陷，为日后的危机埋下了隐患。其一，实行实际上的干部授受制和等级制，强调“一长制”，放任和扩大等级制下的收入差距，造成干部脱离群众，滋生官僚主义，为日后发展成特权阶层提供了条件；其二，把承担专政功能的国家安全机关建成完全不受群众和党组织监督的，只听命于斯大林的神秘化机构，这种不受监督而享有极大权力的机构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其三，在理论上错误地宣布已经消灭了阶级与阶级矛盾，而在实践上则把党内与社会上的不同意见的分歧和矛盾，一律定性为敌对颠覆势力而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采取肉体上消灭的极端手段，造成无可挽回的扩大化。
苏共第三代领导人，赫鲁晓夫。在其任职期间做的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全面否定斯大林。他上台不到三年就迫不及待地在1956年苏共20大上抛出了全面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赫鲁晓夫不顾当时苏共党内许多人的强烈反对而执意做出这种不顾后果的行为，完全出于个人的实用主义而置马克思列宁主义及社会主义的前途于不顾。一方面，他想以此迎合党内和社会上曾经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人要求平反的诉求，同时洗刷自己曾经参与肃反扩大化的历史污点，赢取社会威望；另一方面，他以此为由，清除异己，把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等老一批高层领导人打下去，同时大量提拔自己的亲信，用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
为了全面否定斯大林，赫鲁晓夫公开提出“创作自由不受任何限制”，纵容那些以批判斯大林为名，实质全面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解冻文学”倾巢而出，占据意识形态领域，使得原来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和共同信仰遭到颠覆性的破坏，出现严重的思想混乱。
与此同时，干部授受制和等级制以及干部脱离群众，收入差距扩大的情况继续发展，在意识形态失防，党员及干部普遍信念动摇的情况下，官员中追求享乐，贪污腐败的风气得以蔓延，一个与广大人民群众相对立的官僚特权阶层正在形成。
然而，赫鲁晓夫在苏共21大上却宣称“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的危险已经没有了”，在苏共22大上进一步提出“全民党”和“全民国家”理论，不仅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而且完全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在这一片莺歌燕舞的掩饰下，一步一步走向腐烂的和平演变正在党的各级组织中发生。
苏共第四代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他执政苏联达 18 年之久，时间之长仅次于斯大林，但其实是一个政治上十分平庸的人。他不读书，不学习，对理论不感兴趣，更不会去钻研马列的著作，连上报给他的报告也懒得看，让别人读给他听，自己则半躺在安乐椅里听，有时还打起瞌睡来。他的数不清的报告、讲话，基本都是由身边的助手和秘书代笔的，以致于在一次重要授勋会议上念错了秘书班子代写的发言稿，闹出了大笑话。这样平庸的人能够登上苏共最高领导位置，主要是适应了苏共高层希望避免强人之间的权力之争，能为各方所接受，从而保持稳定，维护他们既得利益的需要。勃列日涅夫不思进取，守旧求稳的作风符合苏共特权阶层的整体利益。（事实上，勃列日涅夫并不是把赫鲁晓夫搞下台的“宫廷政变”的主要策划者，但在事却后被推上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他就是官僚特权阶层的总代表。
勃列日涅夫喜欢别人给他送礼，作为回报，他也喜欢给别人送礼。外国人得知他喜好豪华轿车后，便一辆接—辆地送上门来，最后他拥有了包括德国、英国、法国、美国的所有名牌轿车。勃列日涅夫及其一班人每逢出行，必带大批礼品，从手表到金银饰品、香烟和器皿，慷国家之慨，送给地方领导人和外宾。如此上行下效，苏共高层内自然盛行请客送礼之风。
勃列日涅夫尤其喜欢接受勋章，对各种勋章和奖章的追求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他周围的人，包括一些兄弟国家，便投其所好，不断给他授奖。这个在苏联卫国战争中并无多大战功的人，竟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还四次获得苏联英雄称号（苏共原规定最多只能三次授予该称号）。勃列日涅夫这种近乎病态的虚荣心，严重损害了苏共在民众中的形象，而且极大地助长了官员队伍玩物丧志、庸俗腐化的风气。
勃列日涅夫时期以“对上级领导人的忠诚”作为选拔干部的原则，盛行任人唯亲，形成由裙带关系紧密连接起来的利益共同体。如由勃列日涅夫的亲密人员组成而被人称作的“第聂伯罗帮”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第聂伯罗是勃列日涅夫的故乡）。这些特殊群体，完全丧失了共产主义信念，向往并仿效沙俄贵族的生活方式。勃列日涅夫本人就把大量时间都花在狩猎上，并拥有供他打猎享用的带有冬季花园、游泳池和其他设施的豪华别墅。可见，苏共的特权阶层在这一时期逐步完成了向一个新型的官僚资产阶级的演变过程，他们以共产党的名义垄断了政治权力，无偿占有并随意挥霍劳动人民所创造的社会财富。
勃列日涅夫时期还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意识形态空心化。勃列日涅夫既无共产主义信念，又谈不上理论素养，在意识形态上只能因袭前任赫鲁晓夫，而由御用宣传工具炮制出来的东西只能是空话，套话，假话。由此导致官方文化的“双重面孔”和群众生活的“夜间人”现象。所谓“双重面孔”，就是指在宣传舆论上维持着“社会主义的面孔”，而实际上在官员队伍中展现的却是追名逐利、颓废堕落，奢靡腐化的“真实面孔”。所谓“夜间人”现象，指的是社会大众在白天说着与官方保持一致的话，到夜间则揭开“面纱”露出真实的一面，与家人和朋友议论时政，揭露时弊，抨击权贵，传播地下出版物，交流政治笑话，表达对现实政治的反感。社会信仰危机突出地表现在青年大学生身上，马列主义和党的历史成为调侃和讽刺的对象，而西方文化及其生活方式则成为向往和崇尚的对象。第二，勃列日涅夫的守旧求稳，给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环境，使得苏联的经济和国防实力有一定的增长；对外实行大国沙文主义的扩张政策，摆出一副气势汹汹与美国争霸的超级大国架势。然而，这种包覆在重重内部危机之上的表面 “繁荣”与虚假“鼎盛”，只不过是一种病体的“回光返照”，腐烂已经从芯子里弥散开来，到了难以控制的程度。总之，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这段时期，苏联的和平演变完成了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为最后的崩溃准备了一切必要的条件。
苏共第五代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苏联高层领导严重老化，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三位领导人接连去世后，54 岁“年富力强”的戈尔巴乔夫被推上苏共最高领导位置。戈尔巴乔夫是在赫鲁晓夫时代成长起来的，他自称是“二十大的产儿”，从思想根子上就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受过高等教育，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他意识到苏联的危机，但他所采用的号称“新思维”的“改革”药方，就是一边倒地向西方学习：执政的共产党要转变为西方的社会民主党，苏联的政治体制要转变为西方的多党制，议会制和总统制，苏联的经济制度要变成西方那样的私有化市场经济。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化”的口号下进行的。这些口号就像打开了意识形态的闸门，汹涌喷出的是由否定斯大林到否定列宁和列宁主义，从否定苏联历史到否定十月革命，直至否定苏维埃联盟存在合法性的黑浪恶潮，完全占据了舆论高地。至此，苏共的垮台与苏联的解体也就不可避免了。
应该指出的是，苏共的垮台，并不意味着苏联特权阶层被推翻，恰恰相反，早就在苏共内部形成了的特权阶层-官僚资产阶级终于等到了时机成熟，撕下了镰刀锤子红旗制作的伪装，当众扔弃党证，高调宣布退党，公开亮出了反对社会主义，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真面目，使其既得利益合法化，并夺取最高权力。叶利钦就是作此表演的典型人物。据俄科学院1995 年的调查，苏联亡党亡国后，当时在俄总统周围和政府部门任职的高级官员，有75%来自苏联时期体制内的官员，而那些大发横财的暴发户，则有 61% 来自苏联时期体制内的官员，特别是原来的共青团干部和经济领导人。换句话说，正是原来苏联党政机关里的权贵们摇身一变成了今天俄罗斯的新显贵。
其实，这些人期待着这一天早就急不可耐了。戈尔巴乔夫的思想同盟者，被他委任为苏共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宣传部部长雅科夫列夫就说得很明白：“应当设法把它（指苏维埃制度）搞掉。有不同的途径，譬如说，走持不同政见者的道路，但是这是毫无希望的。我们唯一的道路是：借助极权主义的党的纪律从内部破坏极权主义制度。”这就表明，这些从根本上反对共产党纲领的人之所以要钻进党内，留在体制内，目的就是要从内部摧毁这个党，这个体制。
回顾整个苏联历史过程，一个和平演变的轨迹清晰可见。作为苏共第二代领导人的斯大林，从总体上捍卫了列宁主义，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但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某些失误为日后的演变埋下了隐患。作为苏共第三代领导人的赫鲁晓夫，通过全面否定斯大林，实际上动摇了苏联社会主义的根基，并在党内培育出背离共产主义信念的特权阶层。在苏共第四代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完成了和平演变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变，特权阶层发展和固化为官僚资产阶级；在苏共第五代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所营造的适宜气候下，这个官僚资产阶级终于破壳而出，公开了真面目，全面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导致苏共的瓦解和苏联的解体。
苏联历史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段惨痛的篇章，给全世界共产主义者留下极其深刻的教训。最早看透“和平演变”危险性的毛泽东，在上世纪60年代就指出：
第一，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复辟，并不一定要通过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它还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国家领导集团的蜕化变质来实现”。事实证明，这后一种可能性具有更大的现实危险性。
第二，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关键在领导层，“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
毛泽东准确地预言了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结局，但这决不意味着动摇对共产主义最终必胜的信念。他在联系到中国的情况时说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也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就又要出马列主义了。按照辩证法，事物总要走向反面的。”（见逄先知主编的《毛泽东传》）
【文/林之辛，红歌会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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